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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筹|小说家东方领军长篇小说《藤萝疯长》出版众筹进行中……

时间:2019-10-07 12:01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点击:
1.认筹者汇款后,请把姓名、详细收书地址以及联系电话等信息发送到主办方电子邮箱。 2.众筹结束并书籍出版后,主办方按照每位认筹者的实际认筹数量,向认筹者发送书籍,届时邮费另计。 国内著名画家杜春亭在结束了一场惨痛的失败婚姻之后,选择了叶落归根。

  1.认筹者汇款后,请把姓名、详细收书地址以及联系电话等信息发送到主办方电子邮箱。

  2.众筹结束并书籍出版后,主办方按照每位认筹者的实际认筹数量,向认筹者发送书籍,届时邮费另计。

  国内著名画家杜春亭在结束了一场惨痛的失败婚姻之后,选择了叶落归根。在故乡那座美丽而宁静的藤萝镇上,杜春亭邂逅了天生丽质的年轻女子叶眉。

  在杜春亭的心目中,叶眉就好比一幅绝妙的书法作品,恰到好处地融合了颜体的丰润和柳体的骨感,给人以完美的艺术享受。

  在日复一日的交往之中,正值盛年的杜春亭和小他12岁的叶眉,由恨生爱,以至于彼此情不自禁、爱不释手,缔造了一个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上演了一幕亦真亦幻的人间传奇。

  小说融爱情、亲情、友情于一体,情节细腻生动,语言质朴幽默,结局令人叹息。

  东方领军,男,山东沂水人,军旅小说家。著有长篇小说《北国相思树》《藤萝疯长》《山高水长》等9部以及中短篇小说《枪事》《春归细柳营》《谁能与我同醉》等300余万字。

  当时我寄居在故乡沂水县城的一座寻常而又别致的院落里,说它寻常,是因为那样的院落在县城随处可见;说它别致,是因为那个院落里长满了郁郁葱葱的藤萝。

  所不同的是,据我考证,那样的长满藤萝的院落在故乡的县城里只有一座。当时我就想,虽然只是星星之绿,也是可以燎原的。

  于是在我的脑海里,就总有一个幻象在闪回,我想象着一个被藤萝所簇拥着的北方小镇的绚丽景象:那里的人们质朴而又率真,像是生活在诗意的庄园。

  当繁华落尽,一切归于沉寂,那个幻象竟然成为了我的一个心结。那一丛丛盘根错节的藤萝,在我的生命中就有了春夏秋冬。

  在我的眼中,藤萝是敏感的、细腻的,纵然四季不败,也有着不容易为人察觉的悄然交替。

  七年后,我离开了故乡沂水,离开了那座曾经给予了我很多幻象和感悟的院落,可是那些藤萝的根根蔓蔓和枝枝叶叶,连同那些生命的色彩,都悄无声息地生长在了我的心田里。

  我是那样的不舍,但又不得不离开,因为那个院落所在的那一大片区域,已经被列入了新城区改造工程规划。

  并且就在我离开县城不久,那里的所有的房舍都被推土机推倒,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被称作县城“地标级建筑”的大型商业圈。

  我有着悲天悯人的情怀。小时候,我从刚刚懂事开始,就常常去看乡村里那些婚丧嫁娶的场面。

  可是我要说明的是,那时候的我,就从来没有过“看热闹”的心理,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感知到的是人和人之间生离死别的悲悯和不舍。

  在我内心深处,甚至有着一种隐隐约约的期待,期待着借用这样的场面,也去流一场泪水,荡涤自己内心的哀愁。

  当然,我不是“神童”,这些听起来很有些匪夷所思的心理诉求,是我在自己成年之后总结出来的。

  我曾经看到这样一段文字,这段文字是对一幅油画的解读,可是它们在一瞬间穿透了我的心扉,同时也引发了我的共鸣:

  世上有不尽的伤痛,其实得到快乐也很简单,一颗宁静平和的心,一些你爱的和爱你的人,一些温暖自己和他人的期盼。因为悲天悯人,所以乐天爱人。

  张爱玲也说,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在我看来,这一个“懂得”,包含了太多的寓意。

  在我的笔下,很少有极端的人物,不像一些文学和影视作品中所描写或展示的那种大善大恶。

  说得再明白一点,那就是:好人不够好,坏人不够坏。其实这也正应了那句老话: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我时常想,我们既然不能苛求好人的完美,又怎么能苛求坏人的完善?人都是具有多面性的,人性的复杂多变,也是客观存在。

  或许是因为有了这些宽容和感悟吧,我在塑造和描写人物的时候,就没有刻意地去划分出“好人”或者“坏人”,在每个人物身上,都透射出人性的光辉,凸显出生命的质感。

  情字是把双刃剑。在人世间,大抵存在三种情:亲情、爱情、友情,这是我所推崇的人间大爱,也是我创作的主题。

  在我看来,无论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式的亲情,还是“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式的爱情,抑或是“俞伯牙摔琴谢知音”式的至高境界的友情,都是能够让人荡气回肠的美好情感。

  我知道,孩提时代的经历对我的成长影响很大,使得我成为了一个多愁善感的人。

  现在的我,每当从文学或影视作品中看到一些生离死别的情节时,我总是潸然泪下,唏嘘不已。

  我没法掩饰自己,没法顾及别人愕然的表情或者探寻的目光,我总是活在自己的真实里。

  当我写到叶眉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的时候,我流泪了,我的心中有一种被撕裂了的痛。

  其实我何尝不希望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圆满结局?可是我又不能回避现实中的残酷。

  更令我感到震惊的是,在和书中的主人公一起经历了这样的一番苦痛挣扎之后,我真正意识了作为一个作家的无助和无奈——

  以前我总把自己比作“兵马大元帅”,中国的所有汉字都是我的“兵马”,我尽可以笔为旗以笔为令“调兵遣将”,而且想要一个什么结局就会有一个什么结局。

  可事实根本不是这样,因为我发现在我写叶眉这个人物的时候,我事先并不知道她的结局——

  就像是我刚认识的现实中的一个朋友,我根本无法预测或者预知她的最终结局,只能眼看着她去经历她注定要经历的人生悲欢。

  我知道,我的这个观点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认同的,有好几个我的朋友就以此来批驳我,说我“矫情”,言下之意小说无非是虚构的。

  既然是虚构的,那么作家就完全掌握着作品中人物的“生杀大权”,只要你愿意,你尽可以让你喜欢的人物“化险为夷”、“起死回生”,也尽可以让你憎恶的人物“万劫不复”、“死无葬身之地”……

  这些话乍听起来振振有词,像是真有那么几分道理。可是当我写完了这部作品,才意识到朋友的话存在着多么大的局限性:

  如果我让叶眉“活了”,那么这整部书就“死了”,除非我从头到尾重新写过,或者重新大幅度调整结构。

  可是,就像人生没有回头路一样,一部书也是很难有“回头路”的,即便勉强为之,也会把原来的味道丧失殆尽。这是我所不愿意的。

  疯长的藤萝和为情所苦、为情所困、为情所伤的男人女人们,让我感受至深的,是人生的况味,是生命的色彩。

  是啊,每一个生命,都应该活出自己的色彩,而这色彩,从来就不是单一的,也不是亘古不变的。

  无论是春的萌动,还是夏的热烈;无论是秋的萧杀,还是冬的严酷,那些嫩绿、赤橙、金黄、莹白,都是生命中最美好的色彩。

  人们常说,婚姻家庭,这样看来,婚姻和家庭还是有个前后顺序的:好像是说有了婚姻才有了家庭,婚姻是家庭的前提,家庭是婚姻的结果。

  可是现实真是这样吗?正像世间万物都存在着千变万化一样,婚姻和家庭,也存在着太多的变数。

  作为人类最基本的组合形式,作为人类社会中最小的细胞,婚姻和家庭,蕴含了太多的聚合离散。

  并不是我过于悲观,我真正想说的是,人世间的婚姻,那一对对曾经海誓山盟的两个人,又有多少人真正做到了顺顺当当、平平安安、和和美美地白头到老了呢?

  婚姻,真不是简单的两个人的事。每当一对夫妻出现了矛盾,濒临离散的边缘,周围亲朋好友的劝解声往往会彼伏此起、不绝于耳。

  而大多数的劝解者抱着“宁拆十座庙,不破一桩婚”的处世哲学,使得我们听到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

  维持——为了孩子,为了双方的老人,为了曾经的情缘……在维持的背后,还有一个词:责任。

  且不说“维持”并非朝夕之易事,而是一生一世的勉为其难;就说处在这段“维持婚姻”之中的孩子,整天面对的要么是父母的争吵撕扯,要么是父母的无语冷战。

  这样的孩子能健康地成长吗?能有幸福可言吗?能算是对婚姻家庭负责任的一种正确态度吗?

  经历了自身在婚姻家庭上太多的困惑,也看过了周围的人们在婚姻家庭上太多的挣扎,更听说了社会上数不清的人们在婚姻家庭上的哀伤,我感慨万千。

  人生不易,人人都该善待自己,善待他人;人生苦短,人人都该珍惜日月,珍惜缘分。

  惟愿在苍茫的人世间,在无数个婚姻家庭中,多一些情投意合,少一些貌合神离;多一些相依相守,少一些相持相争。

  如果做不到这些,那还不如双方都爽爽快快、坦坦荡荡地说一句:不爱了,就分开。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幸运和不幸运,相同或者不同,相似或者迥异。对于不幸,我不想再说,只想说说幸运。

  别人的幸运我无从体察,更无从感知。我只能说说我的幸运,或者说是我的幸福。

  这里所说的幸运或者幸福,跟婚姻家庭无关。在我看来,这也是所有作家的幸运或者幸福:

  在作家的笔下,那个或男或女或老或少的主人公,都像是与作家休戚与共的亲人,作家与他(她)们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当一部作品杀青之际,恍然之间,我会觉得自己也和作品中的主人公一起,在那个特定的境况里活了一回,亲身体验了一段主人公的别样人生。

  所不同的是,演员一次一般只能塑造一个人物,而作家在一部作品里,除了能跟自己笔下的主人公一起活一回,而且还能真切地体味作品中其他人物的人生片段。

  这样丰富的人生体验,这样的幸运感和幸福感,如果不是置身其中的人,是永远也无法体会到的。

  在《藤萝疯长》这部作品中,无论是男主人公杜春亭,还是女主人公叶眉,都像是我自己生命中的一条轨迹。

  而无论是杜春亭的亲朋好友,还是叶眉的亲朋好友,也都像是我自己在现实中的亲朋好友。

  这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不仅仅在我的笔下行走,在我的眼前展现出斑斓的生命色彩,也和我现实中的亲朋好友相互观照、相互映衬,使得我自己的生命,也呈现出一种充满温情、充满力量的光彩。

  藤萝疯长不可怕,万物疯长也不可怕,因为地球上的生命都是有激情的,有激情才会有动力,有动力才能创造一切。

  情爱疯长不可怕,生命消亡也不可怕,可怕的是一段情爱的疯长要用去摧毁一个甚至几个鲜活的生命作为代价。

  生老病死、新陈代谢,固然是自然规律,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生命都是有开始就有终结,一个生命的终结,是为了另一个新生命的开始。

  甚至再具体一点说,每个人从来到这个世界那一刻起,其实就已经在走向死亡;来,就是为了走;走,就是为了腾出空间、腾出资源迎接别的人来,不管你情愿不情愿,现实就是如此。

  可是,人和人之间,甚至人和万物之间,都是平等的,任何人都没有权利为了自己晚点走、甚至为了自己的七情六欲而肆意剥夺他人的生命。这,或许能表明我作为一个生命个体的人生态度。

  世界各国的科学家们,对于让人类健康长寿这一重大命题的研究、开发和推广,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在我看来,这固然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很值得期待和支持的课题——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谁不希望能最大限度地延长自己生命的长度呢?

  可是万物既是相生的,也是相对的。延长生命固然是人类的渴望,但终究不是最重要的。

  在长短不一的生命中,最重要的,我认为是生命的质量。昙花一现是美好的,遗臭万年是丑恶的。

  当然,如果一个生命既展现出了耀眼夺目的光彩,又能尽可能长时间地经久不衰,又有什么不好呢?

  一直很喜欢宋代诗人晏殊的《蝶恋花》中的经典佳句: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寥寥十六字,不仅极具画面感,而且意境深远。

  当我写完《藤萝疯长》这部小说的时候,我曾经有过片刻的闭目冥想,首先闯入我的脑海的,竟然是我与高楼的缘分。

  是的,回顾我写《藤萝疯长》的整个过程,我不能不承认,我与高楼之间,的确是存在着难以言说的缘分的。

  尽管我在这里所说的“高楼”实际上并不算很高,尽管当我一次次“独上高楼”时,并没有完全体味到古人经典佳句中所呈现的那种深远的意境。

  七年前的那个秋天,我在临沂那座城市的一隅,“邂逅”了我的漂泊生涯中的第五座高楼——那是位于一座楼房七层的阁楼。

  说是七层,实际上又相当于八层,因为第一层是储藏室,而真正作为住宅的一楼,处在十七级台阶之上,也就是惯常所见的二楼的高度。

  当我第一次进入了那座被我称作“第五座高楼”的阁楼,当我发现那座阁楼的外面有一个视野开阔的露台,我就一下子喜欢上了那个洁净而又明快的所在。

  那是一座新装修好的阁楼,两室一厅的格局,在客厅的外面,就是那个让我心动的露台——

  它与客厅隔着一道墙,有一扇相对狭窄一些的小门连通内外。露台大约有二十多个平方,周围是半人多高的不锈钢防护栅栏。

  在露台中间位置的水泥地面上,有一个深不见底的竖洞,直径跟高尔夫球洞差不多。

  直到在我入住那座阁楼两周以后的一个清晨,当我站在阁楼上做舒展运动之余,偶然看到邻居家的露台上平添了一把湖蓝色的遮阳伞,伞下是一张乳白色的圆桌和几把乳白色的座椅。

  我把我的书桌摆放在了大房间的窗下,那是一片长方形的窗户,看上去很像是电影院里的一块缩小了尺寸的宽银幕。

  透过窗户,可以看到近处是一排平房和几个院落,远处是一座方方正正的科技大厦。

  白天的时候,我能看到平房院落里有几只鸡自由自在地觅食;夜晚的时候,我能看到科技大厦里有人影在灯光里闪动。一切都是那么的闲适和从容,一如我沉静似秋水长天的心境。

  就是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中,就是在那个窗户下的书桌前,我开始了《藤萝疯长》的写作。

  我写作的“阵地”相对固定,无非是两个位置:有时候是在那张书桌前,有时候也会转移“阵地”——把笔记本电脑搬到露台上。

  那里我也效仿邻居家,在那个竖洞的位置安装了一把遮阳伞,所不同的是,那把遮阳伞是七彩拼色的。

  我的写作时间一般都是在白天,大致是上午九点写到十二点,午餐后小睡半个小时,醒后看上两个小时的书,然后就下楼外出散步了。

  直到今天,我依然清晰地记得,我需要走下117级台阶,才能站到一楼的平地上。

  在最初的十多天里,我外出只是为了散步,顺着住宅区外面的甬道漫无目的地向前走,边走边看着一天比一天熟悉的街景。

  直到有一天下午,我走到一条街道的拐角处,偶然听到从一栋挂着“老年活动中心”牌子的楼房里,传出了清脆的噼里啪啦的声响。

  凭着我已有几十年“棋龄”的经验,我一下子就分辨出了那是多个人在下棋时发出的声响,而且下的不是围棋是象棋。

  我循着那一连串激战犹酣的声响,很快就找到了那间棋牌室,果然看到了有几个花白头发的老人,正坐在宽阔的棋盘前捉对厮杀。

  我推门进去的时候,并没有引起屋子里任何人的注意,或许因为那里常有人进出,也或许是因为他们下棋下得太专注了。

  倒是我自己禁不住有些心虚,因为以我当年的年龄,还远没有达到“老年”的级别。

  我轻手轻脚地踱到了一张棋桌前,到了这个时候,两个正在下棋的老人才不约而同地抬头瞟了我一眼。我微笑了一下,开始安静地看棋。

  由于我的“心虚”和一贯谨记“观棋不语真君子”的信条,我在看棋时自始至终不发一言,脸上的表情也一直是平静如水。

  在部队的时候,我曾经参加过无数次象棋比赛,从连到军都拿过冠军,转业到地方以后,我与周围不同年龄段的棋友们对弈也是鲜有对手。

  从此以后,我每天下午大约四点钟开始漫无目的的散步,就变成有了明确的目的地——到那个老年活动中心去观棋。

  再到后来,我就由去观棋变成了去下棋,因为在那里,我极为难得地遇到了一个对手。

  正是那个对手的出现,彻底改变了我最初的“心虚”,使得我从此可以心安理得地在那个老年人的天地里一展身手了。

  我的那个对手姓乔,棋牌室的人都叫他“老乔”,其实他并不老,只比我年长三岁,四十岁刚出头,也和我一样,远没到“老年”的级别。

  巧合的是,他和我竟然有着极为相似的人生经历:都有着十多年的军旅生涯,在部队都是从事宣传工作的,转业后也是一直在媒体工作。

  老乔和我内敛谨慎的性格有着很大的不同,他开朗主动,并不局限于做一个观棋不语的君子。

  奇怪的是,交战双方都不介意,反倒时常采纳他的支招,哪怕他的支招最终也无力回天。

  如果交战双方有一方罢战而去,他就会毫不犹豫地“替补”上去,直到杀得对方片甲不留。

  自从老乔出现以后,我观棋的阵地就随着他的移动而移动了:他在哪里观棋,我就在哪里观棋;他在哪里下棋,我就到哪里观棋。

  时间一长,他注意到了我的“专注”,当他面前的对手铩羽而归的时候,他就主动邀请我“上场”了。

  他像是一下子就看穿了我的心虚,微笑着对我说,没事的老弟,咱俩虽然是“少壮派”,但是等到有了空场的时候,也是可以安心厮杀一番的。

  有时候我和老乔到场的时候,如果棋牌室里已经人满为患,正在下棋的老棋友们会争着把棋桌让给我们这仅有的一对“少壮派”。

  这让我和老乔心里都是既感动又不安,尤其是我,总有一种“鸠占鹊巢”的感觉。

  当我和老乔因为下棋而结缘,彼此之间的友谊日渐深厚的时候,我的小说写到了藤萝镇上的一位裁缝。

  我丝毫没有犹豫,就那么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老乔,于是就有了那位引发了种植藤萝风潮的乔裁缝,尽管小说中的乔裁缝并没有下棋的嗜好。

  说了这么多关于下棋的经历,其实对于我来说,那只是我的一个极为短暂的业余爱好:

  棋牌室每天傍晚六点准时关门,而我的习惯是五点半准时到家吃晚饭,我每天用在下棋上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一个小时。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虽然我很喜欢那个宽阔的露台,虽然我经常在那个露台的遮阳伞下写作。

  但是我在露台上活动的半径,一直仅仅是严格限制在遮阳伞周边不超过一米的范围内。

  让我不得不自我设限的原因,只是因为我有恐高症——从遮阳伞的边沿直线延伸到三米的距离,三面都是那道不锈钢的防护栏。

  也就是说,我不但不敢走到那道非常坚固的防护栏前,就连站在那个距离防护栏小于两米的距离内,都让我头晕目眩,以至于心慌气短。

  这听起来有些匪夷所思——我喜欢高楼、喜欢高楼上的露台,却又有着自己无法克服的恐高症。

  但这是事实,也是我自己都认为很矛盾很费解的地方:我喜欢站在高楼上的那种极目远眺的感觉,我喜欢站在露台上的那种伫立临风的爽快。

  可那都是有限度的,只要超过了那个限度,对于我来说,原本就没来由的喜欢,就变成了无边无际的恐惧。

  在《藤萝疯长》中,男主人公杜春亭曾经有过一次因为恐高而倍受惊吓的经历,其实那就是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只不过现实中不是在彩虹谷的索道上,而是在灵泉山的吊桥上。

  我是一个天生胆小的人。从小到大,我的娘说起我来,总要笑骂我是“狼心兔子胆”。

  如果仔细归纳起来,实际上我不仅仅是恐高,现实中的我,应该是有着“四恐”的:恐高、恐低、恐响、恐黑。

  我常常想,也许正是这些曾经让我心惊肉跳的恐惧,造就了我善良、敏感、细腻、谨慎的性格,使我成为了一个渴望远离暴力和伤害的人。

  我希望在我的现实世界和精神世界里,永远都是鸟语花香、四季如春的温暖祥和。

  对于“恐高”,以上我已经叙述过了,这是我与生俱来的“第一恐”,我想这应该是好理解的,因为现实中和我一样的人不计其数。

  说到“恐低”,可能就不是那么容易理解了。我所说的“恐低”,是与“恐高”相对而言的,这是我小时候的一次亲身经历。

  当时在我的老家,几乎家家都有一个深达三米左右的地窖,是用来储存红薯的,老家人都管它叫“地瓜窖”。

  胆子大技术高的大人和孩子都可以用脚踩着那些小坑轻易上下,当然,不包括像我这样的胆子小而且没有丝毫“技术”的孩子。

  每当我看到我的那些小伙伴们手脚并用着像猴子一样灵巧地出入“地瓜窖”的时候,我的心里对他们是既羡慕又嫉妒的。

  我永远都忘不了那一年冬天的一个下午,因为需要用地瓜做晚饭,我的三姐跟我好说歹说。

  我终于没有抑制住自己的好奇心,让三姐用一只圆形的土筐和一根两米多长的钩担把我下放到了三米多深的“地瓜窖”里。

  借着窖口射下来的微弱的光亮,我终于看清了“地瓜窖”里的情景:原来从窖口开始,越往下就越宽敞,就像是一只巨型喇叭。

  到了窖底,又向周围平挖进去了一两米深,一切根据各家需要储存的地瓜数量多少而定。

  我怀着兴奋的心情打量着“地瓜窖”里的一切,我闻到了一股从地瓜堆里散发出的那种酸酸甜甜的气味儿。我把那只土筐里装满了地瓜,土筐被三姐用钩担缓缓提起,很快就提出了窖口。我等待着三姐放下那只土筐把我提上去,我等啊等啊,可是窖口上面一直没有动静。

  我催促三姐快把土筐放下来,没想到三姐笑吟吟地说,弟弟呀,地瓜窖里又好玩又暖和,今晚你就在里面睡觉吧,姐可得回家帮着娘做地瓜饭去了,等做好了,我给你送一碗来。

  我一边哭一边用两只沾满了泥土的小手抹眼泪,不一会儿的工夫就把一张小脸涂抹得五迷三道了。

  三姐一看我当真了,连忙手忙脚乱地放下了土筐,三下两下就把我提出了“地瓜窖”。

  直到长大成人,我依旧对那次唯一的一次“地瓜窖遇险”心有余悸,并且从此落下了“恐低”的病根:

  但凡对于地平面之下的坑呀洞啊窖啊之类,都充满了恐惧,只要是深于一米以下,我就不敢近前向里张望,更别说跳下去一探究竟了。

  到了后来,居然发展到了一见到汽车我就不由自主地抬手捂住耳朵,因为我怕汽车喇叭的声响。

  我还记得有一年的夏天,我跟着娘去河北我的大姐家,在火车站里的站台上等火车时,我第一次听到了火车鸣笛的声响。

  那种能穿云破雾的声音在我听来惊天动地,当时吓得我浑身发抖,鸡皮疙瘩起了一身。

  有一年的春节过后,我记得堂屋的桌子抽屉里还有一些零散的鞭炮,就拿着半截点燃了的香头拉开抽屉翻找。

  没想到掉落的香火点燃了抽屉里的一整挂鞭炮,一瞬间硝烟四起,随即是一阵噼里啪啦的声响震耳欲聋。

  还有一次与鞭炮有关的“历险”,是我带着一包拆开的鞭炮火药找火源。我先是在堂屋里四处找火柴没找到,就跑到了厨房里去找。

  突然点燃了手里的火药,只听噗地一声,我的手腕瞬间被烧伤,起了白花花的皱褶,我的一张小脸也被火药熏成了黑色。

  当时又疼又急的我大声喊叫着奔到了院子里,从水缸里舀起一瓢凉水就要往手腕上浇。

  幸亏闻讯从堂屋出来的大姐把水瓢夺下,从邻居家找来了獾油给我涂到烧伤了的手腕上。

  最后再说说“恐黑”。相对于“恐高”和“恐低”以及“恐响”所带给我的那些无助的恐惧、伤害甚至是绝望。

  倒是“恐黑”让我受益良多,并且最终影响到了我的人生之路,这也是让我尽管至今依然“恐黑”但又倍感宽慰的原因。

  我所说的“恐黑”,其实也好理解:不是怕黑色,不是怕黑人,而是怕黑暗,怕黑夜。

  准确地说,是怕在黑夜里自己一个人在黑屋子里待着,甚至怕自己一个人在黑夜里亮着灯的屋子里待着。

  当我吃罢了晚饭在睡梦中一觉醒来,我发现屋子里只有我一个人在,我的爹娘和哥哥姐姐们都不见了踪影。

  我吓得放声大哭,我一边哭一边从床上跳到地上,我连鞋也顾不得穿,就赤脚哭喊着冲出屋门和院门跑到了大街上。

  直到遇到了好心的邻居领着我到了离家不远的麦场上,直到我看到了爹娘和哥哥姐姐都坐在麦场上听书,我才停止了哭泣。

  在我小时候的几乎每一年夏天,都有一位或者几位说书艺人,在村东或者村西的麦场上“扎下场子”,往往一整部书一说就是一个夏天才能完结。

  自从我有了那次被黑夜吓得哭爹喊娘的经历,爹娘再去听书的时候,如果我已经睡着了,就会抱着我,到了麦场后把我放在他们听书时坐着或者躺着的用麦秸编成的席子上。

  最初的时候,我没有听过书,因为当我跟着爹娘到了麦场,还没等说书的开场,我就睡着了。

  也不知道是从哪一个夜晚开始,当胡琴的悠扬伴着云板的清脆在麦场上回响,我竟然完全没有了睡意。

  并且渐渐被说书艺人声情并茂的说唱所吸引,我开始凝神细听那些或曲折回环或惊心动魄的段落,生怕落下了一个字。

  他们的那句“且听下回分解”或者“说到这里算一段,明儿晚上见分晓”,常常让我既惋惜不已又对下一个夜晚充满了期待。

  我听书听得最着迷的时候,是自己一个人追着说书人到外村去听书的那些个夜晚。

  那时的我走夜路都不害怕了,也许是顾不得害怕了,我的脑子里不断闪回着那些神奇的画面和场景,仿佛自己已经身临其境。

  我记得在自己小时候的那些个夏天,我听完了整部的《杨门女将》、《说岳全传》以及《三侠五义》等十几部书,其中有的书甚至让我百听不厌。

  再到后来,当我又长大了一些,我就不满足于听书了。在我开始上小学的时候,我的大姐已经去了河北工作。

  过完年临走的时候,大姐问我来年想要什么礼物,是好吃的还是好玩的,我就说我不要好吃的也不要好玩的,我只要书。

  当大姐再回来过年的时候,就给我带来了满满一纸箱子的小人书,就是那种图文并茂的连环画,有单本的,也有成套的。

  在我上初中的那几年,大姐陆续给我带回了三侠五义、三国演义、西游记、牡丹亭、水浒传、桃花扇、红楼梦等几十部经典名著。

  我曾经有过无数次在课堂上偷着看小说被老师罚站的经历,好在老师从来没有没收过被我视如珍宝的小说。

  每当白天看书看得不过瘾的时候,我就躺在床上,借着从窗外影射进来的月光看书。

  人们常用“盼星星盼月亮”来形容对某个事物的期盼,这句话用在我身上也是非常贴切的。

  我喜欢每一个晴朗的夜晚,因为满天的星斗和皎洁的月亮会为我照亮书本上的字,让我得以在文学的海洋里畅游。

  当运送我们这批新兵的专列西出阳关,八千里路云和月,我的心里装满了对军旅生活的美好期待和尽情畅想。

  在那个有着“死亡之海”之称的罗布泊边缘,在那个神奇的中国核试验基地,在那座开满马兰花的兵城里。

  我收到了远在河南的二姐寄给我的一个沉甸甸的包裹,我打开一看,是一部比砖头还厚的《辞海》。

  二姐寄给我的这部《辞海》,就如同一场及时雨,让我这一棵久旱的秧苗喜逢甘霖——当时我所在的部队地处边远的大戈壁滩,虽然有图书室,但毕竟藏书有限。

  当我已经看完了图书室内所有的书,当我再也没有更多的书可看的时候,我就像一只勤奋的老鼠一样“啃”起了《辞海》。

  我一遍又一遍地读、写和揣摩《辞海》里每一个词每一个字的意思,那可真是一个浩瀚无边的“海”啊。

  它让我兴趣盎然,它让我流连忘返。时间一长,《辞海》的每一页都被我翻起了毛边,一块“砖头”几乎变成了两块厚。

  回想往事,我的心里盛满了感恩。时至今日,如果说我与文学有缘的话,我应该感谢那几位说书艺人,是他们给了我文学的启蒙。

  我更应该感谢我的大姐和二姐,如果没有她们当年那些及时而又热心的“投其所好”,就没有我后来日渐扎实的文字功底。

  在我当兵后的第二年,我的“处女作”发表在了《北京青年报》上。尽管那只是一篇不足千字的小散文,但是仍然让我欣喜万分。

  因为就是从那一篇小散文开始,我的诗歌、小说、散文以及摄影作品接连不断地出现在军内外各级报刊上,我撰写的两篇电视解说词还被拍摄成了专题片,并在央视黄金时段播出了。

  如果说我在文学的道路上取得了一点成绩的话,我不认为自己有什么所谓的“天赋”。

  除了包括说书艺人和我的大姐二姐的外在启蒙和慷慨帮助,我认为我自己的“秘诀”,在于笨鸟先飞,在于勤能补拙。

  之所以说是“特意”,一是因为作为一个常年漂泊在外的游子,我很想念自己的老娘,就想着回去陪伴她老人家一段时间。省费率:富国天惠买A端还是买C端

  没想到由于娘人缘很好,在河北大姐家待了一年多,而且又是摔伤了腿还没有痊愈,乍回到老家“外事活动”频繁。

  前来家里探望的人络绎不绝,每天都有左邻右舍的乡亲们和她的三朋四友来看她。

  来了就高声大嗓天南海北地絮絮叨叨、问寒问暖,有时娘还强留下人家在家吃饭。这让我在感动莫名的同时,又不胜其扰而且无可奈何。

  娘听后就断然改变了接待“外宾”的场地,每天默不作声地拿把蒲扇,带上两个马扎,拄着拐杖到大门口坐着。

  等到来人就顺便让在门口树荫下坐着,跟人家说话时还有意压低了音量,生怕搅乱了我的思绪。

  之所以说是“重要任务”,一是因为我平时很少做饭,难免手忙脚乱不得要领,以至于不是把菜炒烂了就是把粥熬糊了。

  二是因为娘不吃肉,我也就想随着老娘吃素,这样一来,可做的菜就受到了很大的局限,我需要每天都变着花样去张罗三顿饭。

  我用的“书桌”是一台缝纫机的面板,我把缝纫机的“机头”翻进下边那只圆弧形的“机仓”里,缝纫机的面板就成了一张小小的“书桌”。

  我每天从上午九点写到十一点半,我先是从“书桌”前站起来,伸一个长长的懒腰,然后从里屋走到外屋。

  每当这个时候,坐在大门口的娘听到门响,就有些急切地拄着拐杖迎向刚从外屋走出来的我。

  娘看着我的脸,笑眯眯地问我今儿个的“收成”如何,我就笑着回答说写了几千几百字。

  最初的时候,当我第一次跟娘说我写了几千几百字,娘也是不解的,她是以为只要是我敲进电脑里的字就都算数了。

  我就跟娘解释说,我说的几千几百字,是经过了我的修订确认无误的,没有一个字是凑数的。

  事实的确如此,有时我写了几百字甚至上千字,返回头来检视的时候又发现不能用,就果断删除。

  娘听了就恍然大悟,还给我打了一个比喻,说那就好比从庄稼地里收回的粮食,那里面会掺杂着一些“秕谷”,只有那些实成的颗粒饱满的才算数。

  这样一来,我就很少出门了,以至于我回到老家已经快一个月的时候,村里人还很少有知道的。

  等到我的写作“告一段落”的时候,娘已经把买来的菜择好洗净,单等着我“掌勺”了。

  当然,也有娘直接把饭菜做好的时候,那是因为我的写作进入了刹不住车的状态,好不容易停下来的时候往往早已过了饭点儿。

  在我沉醉于写作当中的时候,娘还时常拄着拐杖去汪北沿去买瓜给我吃,有时买回两个面瓜,有时买回三个甜瓜。

  汪北沿有一棵槐树,槐树下摆着一方石台和几方石凳,那里是村子里的一个“耍场子”,也就是城里人常说的“公共娱乐场所”。

  在那个地方,打牌的,下棋的,看热闹的,乘凉的,一个夏天里从早到晚几乎没有断过人。

  卖瓜的其实多半时候不在那里,也没有打牌或者下棋,他只是把瓜车放在那里,然后就下地干活去了。

  有买瓜的就由随便一个在场的闲人给称一下,收的钱就夹在瓜摊上的一个本子里。

  这些都是娘去买瓜回来后随口说的,我听了后就觉得很有意思,也时常感叹乡村民风的淳朴和真诚,一如娘给我比方过的那些颗粒饱满的粮食。

  离开老家的那天早上,我的哥哥和嫂子特意赶过来送我,给我带来了一大包花生、核桃、栗子,还有南瓜和石榴。

  这些由他们亲手培育和收获的果实,不仅让我感受到了浓浓的亲情,也让身在异乡的我,能够咀嚼到故乡的滋味。

  时光如同白驹过隙,快得让人有些难以置信。自从我参军到了部队,一晃三十年过去了。少小离家的我,早已习惯了四海为家的日子。

  但是无论我身在何处,时常萦绕在我心头的,依然是故乡的那个小村庄,依然是生活在那个小村庄里的我的亲人和淳朴善良的父老乡亲。

  当我在故乡的那座小平房里写完这部《藤萝疯长》以后,我又重返我脚下的这座已经住了四年多的位于六楼的阁楼。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我的“宿命”,我只知道无论是多么巍峨多么壮阔的“高楼”,都比不上故乡那个小村庄里的那座平房。

  每当我站在故乡的土地上,我的心里都有着亲切和愉悦交融在一起的踏实感,这种踏实感让我一刻也不能忘记:

  故乡就是我的根,无论我多么枝繁叶茂,我的脚下始终是那片温暖而又坚实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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